除第38条人格尊严的表述之外，还包括第5条第2款的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以及序言第13自然段涉及的宪法的尊严。

总体而言，制定《监察官法》应当稳步推进，不宜操之过急。监察官在其工作中具体履行宪法和监察法赋予的职责，其监察执法工作还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重要法律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法治反腐的要求下，监察人员特别是监察官应当具备与其职责相适应的法律专业水平。

再次，如何处理纪检监察干部一身二职的问题。二是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考试内容比较全面，而国家监察工作所涉及的法律门类相对集中，主要包括监察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即相较于其他法律职业，监察官运用法律的涉及面要窄。《监察官法》应当对该法实施后新进监察官的学历、法律专业知识等方面规定相应的任职条件。四、如何设定监察官的称谓与等级 为推进监察官的职业化建设，提高监察官的职业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有必要根据监察法规定，创制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官称谓与等级，这里有两个方面需要予以考虑： 其一，监察官的称谓不宜盲目类比和追求创新。三、如何科学确定监察官的任职条件 监察官是履行国家监察职权的公务员，是一类较为特殊的公务员，其任职条件是由监察官的特殊身份和职责定位决定的。

此外，考虑到监察官行使的监察职权属于国家权力，为巩固统一战线、加强民主监督，还应当考虑由一定比例的优秀党外人士担任监察官。至于更为细致的内容，可以先不做规定，经过实践探索后，今后可以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加以完善，以免规定过于细致限缩了实践探索的空间，以及实践突破规定的情形发生。二是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考试内容比较全面，而国家监察工作所涉及的法律门类相对集中，主要包括监察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即相较于其他法律职业，监察官运用法律的涉及面要窄。

《监察官法》应当对该法实施后新进监察官的学历、法律专业知识等方面规定相应的任职条件。四、如何设定监察官的称谓与等级 为推进监察官的职业化建设，提高监察官的职业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有必要根据监察法规定，创制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官称谓与等级，这里有两个方面需要予以考虑： 其一，监察官的称谓不宜盲目类比和追求创新。三、如何科学确定监察官的任职条件 监察官是履行国家监察职权的公务员，是一类较为特殊的公务员，其任职条件是由监察官的特殊身份和职责定位决定的。此外，考虑到监察官行使的监察职权属于国家权力，为巩固统一战线、加强民主监督，还应当考虑由一定比例的优秀党外人士担任监察官。

至于更为细致的内容，可以先不做规定，经过实践探索后，今后可以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加以完善，以免规定过于细致限缩了实践探索的空间，以及实践突破规定的情形发生。党的纪检机关和国家监察机关实行合署办公体制，统一行使党的纪律检查权和国家监察权。

应当注意到，监察法为监察官的职业化建设预留了空间，即监察法在表述监察机关工作人员时，分别使用了监察官和监察人员两种不同表述。一、如何把握《监察官法》的立法进程和基本思路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制定的《监察法》，是一部对国家监察工作起统领和基础性作用的法律。在《监察法》基础上，还需要推进《政务处分法》《监察官法》等配套立法，将监察法中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具体化，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法规体系，确保国家监察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监察官法》作为国家法律，规范对象是监察官。

《监察官法》的制定，对于建设高素质监察官队伍，保障监察官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对监察官的监督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设计层次合理的监察官等级。监察法第56条规定，监察人员应当具备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熟悉监察业务等业务能力。中国古代御史大夫等监察官吏的称谓，以及监察专员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监察官员的称谓，与我国国情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体制不相符，大多不具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然而，监委派驻（出）监察机构的人员往往涉及公务员、参公人员、事业单位人员、国有企业职工等群体，倘若将上述人员均纳入监察官范围，其身份性质是否改变，如何界定？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派驻（出）监察机构人员还可能因监察官身份导致其薪酬待遇大幅降低，无疑会对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甚至队伍稳定性产生较大影响，那么应当如何处理？这些都是确定监察官具体范围无法绕过的问题。《公务员法》对公务员任职条件的规定，首先也适用于监察官。

一定等级和级别以下的监察官和非领导成员的监察官，根据考核结果、选举或任免决定确定其相应的监察官等级。此外，还应当在健全和畅通监察官的进入和退出渠道，避免监察官成为一个相当封闭的公务员群体，以致不利于监察官个人的职业发展和整体的能力提升。

对于已经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较长时间的老人，可以按照老人老办法的原则，在接受专门业务培训并考核合格后，可视为符合上述监察官的任职条件。相应地，目前各级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已经被监察机关纳入监察对象范围，倘若监察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那么是否会导致权力对冲，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是否可能借此牵制监察机关的履职活动？如果由监察机关自行负责任免，又会否因其封闭性而引发其他国家机关和公众舆论的质疑？对此，应当权衡各方面因素，作出合法合理的安排。然而，监察官的任免是否适宜采行这套程序却面临两难：根据宪法和监察法的规定，国家监察机关与同级一府两院一样，由同级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据此，监察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是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监察机关宪制地位的。合理界定监察官的范围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推进监察官职业化建设，建立监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其次，除各级监察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外，其他监察官的任免是否需要同级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是需要予以严肃考虑的问题。第三，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做好法律实施前后的衔接。

制定《监察官法》已经被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建议监察官等级与公务员法确定的公务员职级和级别相对应，同时可以借鉴法官和检察官等级的划分，将监察官的等级分为：首席监察官，高级监察官、中级监察官和初级监察官（各设一至四级不等）、助理监察官等，并将其等级与其所享受的各种待遇挂钩。

既然监察官属于监察人员的其中一类，且《监察官法》以监察法为制定依据，那么，《监察官法》就监察官任职条件作出规定时，自然应当包含上述业务能力的基本要求，对其予以具体化。根据宪法和监察法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主任由本级人大选举产生，副主任和委员由本级人大常委会根据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名任命，属于经同级人大选举或人大常委会任命产生的监察官。

基于监察官具有的较强政治性、专业性特征，《监察官法》在确定监察官的任职条件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对监察法关于监察人员业务能力的规定予以具体化。倘若匆忙制定，可能导致法律内容脱离现实，从而难以为预期的监察官制度提供良善的规范和指引。

这些派驻（出）监察机构通常被赋予了较为广泛的监察职权，基于权职责相统一的原则，派驻（出）监察机构的人员原则上也应当纳入监察官的范围。二、如何合理界定监察官的范围 监察官的范围也就是《监察官法》的主要调整对象，是关系监察官队伍建设的重大问题而权利体系所提供的稳定而经典的分析框架与明确严谨的概念，将显著减少沟通中因为概念本身不明确、有歧义导致的沟通障碍，从而促成深入共识的形成与学术智识的增长。因为认识不到规划法制所确定的采光距离实质上是对公共空间资源的分配，认识不到公民对城市空间这一公共资源的公平分享权，所以即使作者认识到了多数城市设定的地方标准违背了国家标准，[27]也没有认识到有些情况下是地方政府侵害了采光权，而不是开发商侵犯了采光权。

但作者又指出环境权只是应然权利而非法定权利。而作者自己也承认，请求权系由基础权利而发生。

（二）权利定性上的矛盾 是指论者对其所证成或证伪的权利的界定出现了前后矛盾。作为客观价值规范，权利被设定出来，就是为了对利益进行分配从而定纷止争。

但在我国，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也是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取向的，但因为它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转型而来的，是建立在财富公有制基础上的，因此，从一开始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涌现的新权利就与西方权利体系存在着起点上的根本不同。运用体系化方法，足以避免研究中的低级错误，提升研究层次，并促成深入学术共识与智识的增长与形成。

其根本区别是，社会权是一种源权利，而不是源权利被侵犯后法律为了救济其而设定的次生权利。[10] 陈甦：《体系前研究到体系后研究的范式转型》，《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23]而在国家而不是社会限制生育权的情况下，社会权所内涵的辅助原则如何适用，代际生育平等权的普遍性又该如何与社会权的辅助性、补充性协调？倘若作者贯彻了权利体系化思维，能厘清代际生育平等权与生育权之间的关系与关联，从而把握两者之间的位阶关系，或是认识到社会权在权利体系中的源权利或基础权利地位，自然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除非社会发生了革命性变动，意识形态发生了整体性转型，否则任何新兴权利都必须进入既有权利体系以尽可能维系法制的稳定，节省变法的成本。

因此，其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私人财富，不能完全放置于西式私有产权观中来进行权利界定与权利配置。体系化不仅体现着法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科学性所在，也是法秩序得以维系的重要保障。

如又有作者提出，应以环境权作为民法上请求权的基础权利，对环境权请求权体系进行合理构建，从而通过请求权这一枢纽，让环境权合乎逻辑、恰如其分地融入到民法典中，让环境权尽快地上升为法定权利。也正因为每一个权利实际上都具备了上述内在与外在，所以任何一个法律权利实际上都意味着一套相应的法律体系。

其三，不利于中国特色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因此，权利体系对新型权利既构成支撑，也构成了制约，新型权利研究必须承受这种双刃剑效应。